打造世界内镜治疗的“中山标准”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党委书记 秦新裕

内镜是什么？请大家先看一看这根用钢做的“管子”。它是160年前由一位法国医生发明的，医学上我们称为内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胃镜”或者“肠镜”。当然现在的内

镜与从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学习了国际先进经验，感到内镜不应该仅仅是检查手段，应该还有内镜和外科治疗结合才是未来内镜治疗的发展方向。于是我们医院提出了一个创新性的思路：将内镜检查与微创治疗相结合，整合医院的外科、内科等学科优势，将内镜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去发展。1992年，我们成立了独立的内镜中心。

当时面临的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专业内镜医生应该怎么组成？由谁来带队？用什么样的体制机制进行保障？操作胃镜、肠镜属消化内科范畴，但是涉及微创手术治疗，外科医生恰恰更有优势。由于肠道最薄的地方只有3毫米的厚度，手术时有穿孔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外科医生立即手术进行穿孔修补。因此这就要求内镜团队要“内外兼修”，由普外科医生和消化科医生共同组成。打破内科、外科传统分工格局，整合医院各种优质资源，中山的内镜中心本身就是体制创新的产物，而体制创新，正是我们一切创新的“种子”。

创新伊始，道长且险。新生内镜治疗在崎岖中前进，面对重重困难，在医院各方面的支持下，姚礼庆医生和他的团队没有退缩，他们一边钻研最先进的临床技术，一边还开发国产医疗产品。医院也鼓励内镜医生走出国门，去国外学习最先进的内镜治疗技术和理念。我们还专门在医院的日间病房为内镜中心设置床位，支持他们开展内镜手术治疗。通过多年发展，内镜中心逐渐形成了一支技术精湛、合作奉献、人人争先的创新团队，为各项创新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和智力基础。如今，内镜中心已获各类产品专利11项。小到氧气面罩、大到辅助影像放置车、内镜刀，与进口产品相比，国产化产品的质量相当，价格却起码降低1/3，给病人让利。我们的内镜医生同时还是一名合格的外科医生或消化科医生。用姚礼庆医生的话说：“医生可以做的，远不止于临床技术那么简单。”

创新的“基因”可以传承，创新的脚步永不停歇。内镜中心已经成为学科发展的枢纽，带动了一系列相关学科的同步发展。内镜中心的工作量由最初每年7000多人次，其中肿瘤检出数200多例，上升到现在每年近10万人次，其中的肿瘤检出数提高至2000多例。随着肿瘤检出数的增加，带动和促进了普外科胃癌、大肠癌等亚专科的发展。胃癌和肠癌等外科亚专科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和带动了医学影像、病理、检验等学科的同步快速发展。而随着胃肠外科、影像、病理等学科的发展和社会影响力的提升，又为内镜检查和治疗吸引了更多的病人，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创新的“蝴蝶效应”，联动影响的绝不仅仅局限于内镜这一个学科。

我们突破了传统内镜单一的检查功能，首创了一系列内镜治疗技术，引领了世界医学界潮流，吸引了日本、美国和欧洲等医学发达国家的专家、教授到我们医院进修学习。我们的内镜医生一次又一次地让五星红旗在国际内镜论坛的舞台上升起。

中山内镜中心的文化墙上，有一幅特殊的世界地图，上面标示着世界各地曾经来我们内镜中心学习医生的国籍，包括世界排名前三的美国梅奥医学中心的医生。外国医生来我们医院向我们学习新技术！世界各地的医学院、医院的讲台上，图书馆的书架上，摆放着我们编写的内镜医疗方面的英文专著，这是“中国制造”教科书！我们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创新成就，在国际内镜领域确立了外国人需要学习和遵守的“中国标准”、“中山标准”！

创新永无止境。虽然，当年鲜有人问津的小科室，最终化茧成蝶，蜕变成全球完成内镜手术治疗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中心。但为追求更高的发展目标，中山医院内镜中心团队自我加压，不断前行。我们也专门在医院的日间病房为内镜中心增设了床位，支持他们开展内镜手术治疗。现在，全新的、专为内镜中心服务的病房正在装修，即将投入使用。我们还计划建成区分于内镜检查的独立的内镜手术室，给中山内镜团队的创新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我们将不断梳理、总结、推广内镜中心团队的创新发展经验，完善和推动创新的机制，培育创新的精神，激励全体医务人员在创新之路上敢于追梦、实干圆梦。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我们的患者活得更有尊严！

创新成就精彩人生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镜中心主任 姚礼庆

此时此刻，我站在这个演讲台上，内心有很多感触。33年前，我从一名外科医生转行做内镜，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以这种方式来回望我的内镜人生。

1982年，我的老师问我，“愿意去做肠镜吗？”那时当外科医生开刀救人，是很多人眼中通向成功的“高速公路”，内镜在人眼中只是一个辅助检查科室，就像是走“羊肠小道”。回首这33年来我所走过的这条“羊肠小道”，尽管它比一般的道路更崎岖颠簸，但它同样通向成功。

记得刚成立时的内镜中心，没教授、没课题、没名气，外科肠镜只有我一名医生；胃肠镜合并后，两位消化科医生加入进来：三名医生和三名护士、一台仪器。每天下午三点半以后才能吃中饭，下班后，还要整理资料，拖地板，打扫卫生等。当然，创业的艰辛远不止这些。做肠镜时，由于大肠弯弯曲曲或有病变，一不小心就会穿孔，造成医疗纠纷。回想起来，我好几次差点打了退堂鼓，但转念一想，既然接手了这份工作，决不能当逃兵！

如今，随着病人增多，内镜中心每天人山人海。为了减少病人的排队时间，我们推出了每天提前一小时上班的制度。无论每天任务有多重，每天下班都要再加做30个病人。有一天有一位女孩吞了4把剃须刀片，家属跑了7家医院，都因医生下班或无技术而无法救治。绝望中他们来到中山医院。我正要下班，马上换衣服进了手术室。抢救成功后，我就在上海第一个开通内镜抢救“24小时”绿色通道制度，到目前为主，我们中山医院也是全市唯一一家实行这个制度的医院。对消化道出血、急性化脓性胆管炎、食道异物和肠梗阻病人，抢救不分昼夜和节假日。

内镜治疗要想引领整个行业，就不能单纯的“守”，还要能“破”。所谓“破”就是勇敢地打破一切束缚人观念的陈旧规则。

譬如对于大肠癌肠梗阻患者，过去的做法是先做个人造肛门，等排泄物彻底排清数月后，再把肛门回纳到肠道原来的位置，以恢复肠道的连续性。直到有一天，一个老病人对我说,自从做了人造肛门，人整天都是臭烘烘的，老伴让他拿着被子去阳台上睡，四岁的孙子不让他抱。

我听了以后心里很不是滋味，要让病人有尊严地活下去，这个念头成了我第一次尝试创新的强大动力。查阅了国内外资料后，我开创了先采用肠镜置入支架治疗肠梗阻，将排泄物排清，再手术切除病灶的先河。

我们用的电子内镜几乎都是洋品牌。通过三年的时间，我们与上海奥华公司合作研制出了电子内镜。现在，氧气面罩、辅助影像放置车、内镜刀等等，都是我们内镜中心自己的专利产品，价格起码要低1/3。

哪里有新技术，就把年轻医生送到哪里进修。2006年，中国共选11名医生去日本学习内镜下粘膜剥离术治疗早癌（ESD）。我对出国进修的医生们说，你们回来要做到三个“第一”：在国内第一个开展内镜治疗早癌；撰写第一篇有关内镜治疗早癌的文章；引领中国召开第一届内镜治疗早癌国际会议。正是这三个“第一”的要求，为日后中山医院的内镜技术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我记得，周平红教授是第一个被邀请参加德国国际消化内镜大会做内镜治疗的中国人。当时,当看到周医生这张陌生的中国面孔后，会场上就有人离场休息。手术关键是医生要在食管夹层中打开一条隧道，切断肌肉。5分钟后，周医生以最快速度打开食管夹层隧道，寂静的台下忽然掌声响起。紧接着，周医生麻利地切开肌肉，活动性出血也用最快的速度止住，台下再度响起掌声。最后，当其他专家还在埋头手术时，他已经大功告成。大会主席问他，“您的团队为多少名病人开展过内镜下治疗贲门失弛缓症（POEM）术？”周平红教授回答说，“1500人！”大会主席惊讶地说， “占世界的二分之一，太了不起了！”这时候全场第5次响起掌声。我的心情就像是披着五星红旗站在奥运领奖台上的中国健儿，于是，我马上拿出手机打给秦新裕书记，我对他说：“我们中国医生，终于在世界舞台上站起来了！”我流泪了……

周平红教授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在消化道黏膜下用内镜切除肿瘤，打破了过去内镜只能切除表层肿瘤的局限。徐美东教授首创在人体食管黏膜下打通“隧道”开展肿瘤切除。一些国外内镜学的权威看了手术后非常震惊，称这是“世界上最小的隧道”。这两项新技术是“改变世界的手术”，最后就用我们两位医生的名字命名了这两项新技术——周氏手术、徐氏手术。还有我们钟芸诗副教授，在国际上第一个作开展双镜联合治疗消化道肿瘤的大会报告，被世界内镜外科医师年会命名为“钟氏手术”。

至今，我们已举办各种内镜学习班共65届，其中有六届是国际学习班，为中国和世界培养了2000余医生，就连大名鼎鼎的美国梅奥医学中心、杜克大学、耶鲁大学也专程派人来进修学习。我们先后主编的全英文著作被各国当做教材。我们的“中山标准”，也已经成为世界内镜学的“金标准”。

作为医学战线的一员，我们将为了广大病人的福祉，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奉献我们所有的力量。

在创新创造中成长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镜中心医生 钟芸诗 博士

做一名外科医生，一直是我的理想。但是，一门课程改变了我的观点。

那是一门研究生课程——“高级外科学”，由姚礼庆教授主讲“消化内镜技术在外科领域中的新进展”。在他的生动讲演中，我第一次听到一个新名词——“软镜”。他说：“现代外科医生要求一手拿刀，一手拿镜。”这不是很好吗？我听着，觉得心动了。

非常幸运，我在中山医院普外科实习的时候，被分到了姚礼庆教授所在的病区,我终于有机会真正见识到“软镜”的威力。当时病区里有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得了“重症胆管炎”，姚礼庆教授的手术，深深触动了我。只见他非常熟练地找到胆管开口，利用一系列工具，在15分钟之内取出患者的结石，并放置一根管子，从鼻子引出——也就是“鼻胆管引流”。手术结束后，原本痛苦的老奶奶竟然自己起来了。我在心底里坚定了做一个“内镜外科医生”的信念。

凭借着出色的学习成绩、优异的实习评价和一点点小特长——也就是起得早、能吃苦，姚教授把我收入门下。当时，我作为一名外科住院医生，外科的培训任务非常繁重，我每天查完房，只要没有手术，就见缝插针地来到内镜室学习。渐渐地熟悉了，我也有了机会可以摸摸镜子、熟悉疾病的诊断。

“姚老师，我能做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吗？”有一天，抓到机会，我终于提出了“非分的要求”。可是，老师说：“不行，你的时间还不够，内镜医生需要的是磨练，当你和镜子融为一体时，才能开展治疗。”虽然是“一瓢冷水”，但更推动我苦练基本功，为以后的发展做好充分的准备。

有一天午饭时间，老师忽然问了我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小钟，内镜匠和内镜医生，有什么区别啊？”我当时工作得非常累，期待着老师给我一个答案。

“内镜匠，就像你现在这样，每天做完内镜，感觉很累，不思考，没有创新。而内镜医生，一定要有思考、有创新，要善于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

老师的一番话，点醒了我。在以后的工作中，我无论在外科手术中发现什么问题，或是在内镜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都会比别人多留一个心眼：“为什么”、“怎么发生的”、“如何处理”……晋升副主任医师的时候，我发表的文章数量在同一批医生中名列第一，因为关注临床，还得到了评定专家的一致好评。

在实际临床中发现问题，在患者需求中努力创新，这是中山内镜的创新之路，也是我的成长之路。

2005年开始研究的“结肠支架”，让我第一次尝到了创新造福患者的甜头。当时，急性结直肠梗阻是普外科最常见的急诊之一，也是我们最怕的，因为太臭了，手术中需要“放大便”，术后由于患者大便需要“改道”——肛门移位到腹部，整个病房也是臭气熏天。

如何改变这一现状？老师把成熟的食管支架技术转移到结肠，没有可参考的经验，没有成熟的技术，没有并发症防治措施，就在这“三无”环境中，老师带领我们查资料、总结经验，逐步摸索出一套成熟的治疗模式。

急性结直肠梗阻的患者再也不需要开刀了，“急诊肠镜+支架引流”成为了首选，彻底改变了原有的治疗模式，也彻底改变了“从手术室臭到病房”的状况。

这一项技术成熟后，老师把它交给了我。我逐渐摸索优化治疗方法，使肠梗阻的诊疗量从最初的一年十几例发展到一年两百余例，走在了全国前列。

医院经常给我们提供出国学习先进技术的机会。回国后，要实现三个“第一”。我作为这个团队的主要成员，也搭上了发展的快车道，自如地在欧洲、北美等国际内镜顶级大会上展示中山技术。

疑难杂症多了，我从未退缩，因为在我的老师身上，我明白了，技艺的提高，并不代表着傲慢与偏见，中山的传统是治病救人。中山精神、医道精髓、人文关怀，将不断传承和延续。

内镜中心让我家重拾欢乐

患者家属 蒋立云

今天，我怀着无比崇敬和感激的心情来到这里，代表我和我的5个兄弟姐妹，特别代表我那的老母亲，来讲一个深刻影响我们家每一个人的真实故事。

记得那是2013年2月初，虽然马上要过年了，但是，当时我们一大家人的心情却十分沉重，因为我的老母亲当时在某二级医院住院治疗，差不多有一周多的时间都没有排便，只见她的肚子变得越来越大，好像身怀六甲的孕妇，医院已经几次下达了病危通知书……束手无策的我们，只能一边照顾着在鬼门关外徘徊的老母亲，一边商量如何为她准备后事。

小年夜的下午，中山医院忽然跳入我的脑海。我不能让母亲就这样离去，我要为她最后一搏！在和几个兄弟姐妹商量之后，我们一致同意立即请“120”转到中山医院进行治疗。

下午3点，救护车停在中山医院的急诊室外，急诊科医生非常认真地为母亲进行了检查，明确诊断为肠梗阻，立即请内镜中心会诊。

这原本是春节前上班的最后一小时，但内镜中心的姚礼庆主任没有丝毫松懈，他仔细查看了母亲的情况，果断说了一句：“有希望，支架通便。”这句话，让我们所有子女的心，为之一振。

姚礼庆主任立即安排我的母亲转到门诊4楼的内镜中心进行治疗。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夜色渐深，但我心里感到，希望正渐渐降临。

晚上6点，手术室的大门突然打开，那一瞬间令我终生难忘。说起来好笑，最令我难忘的是从房间里忽然爆出的一股强烈的粪便的恶臭味。当闻到这股臭味的时候，我们全部人的心里却都乐开了花，因为，堵塞在母亲肠子里的粪便终于排出来了！

只见床上、地上，到处都淌着粪便和粪水，连姚主任的白大褂都沾到了。但是，令我们所有人感动的是，姚主任和其他医护人员在这种令人窒息的臭味下，继续工作姚主任脱下手套，拍拍我的肩说：“放心吧，肠梗阻已经解除了！”

中山医院内镜的技术果然了得，别人解决不了的难题，中山医院不用开刀，小小的一个支架就可以起死回生，实在太神奇了！

我永远记得，那天，外面已是漫天飞雪，而姚主任是最后一个离开内镜中心的医生，我看着他消失在万家灯火之中。

第二天是除夕，母亲已经恢复了意识，我们子女6人在外科监护室探视通道看望母亲。这时候，只见一个熟悉的白色身影来到了母亲身边。哎呀，这不是姚主任嘛！今天他也上班吗？我们感叹：医者父母心，真是太不容易了！

姚主任从监护室出来后，和我们仔细分析了我母亲的病情：老人得了大肠癌，肠道里的肿瘤才是肠梗阻的罪魁祸首，如果不手术，还会慢慢堵起来。等母亲身体恢复得好些以后，还是建议通过手术摘除这个“定时炸弹”。

当然，这样高龄的老人，且患有糖尿病、中风，手术是有较大风险的。半个月后，姚主任又为母亲实施了肠癌切除术，手术十分成功！术后，姚主任没有一天不来看望我母亲，还亲自给母亲换药，非常细心，非常负责，直到母亲半个月后出院。

看着一天天恢复神采的母亲，我们真是庆幸遇到了像姚主任这样，仁心仁术的名医大家，不仅技术精湛，而且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

今年春节，我母亲刚刚过完九十大寿，四代同堂，尽享天伦之乐。这一切的一切，都要感谢中山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感谢姚礼庆主任。你们挽救了患者的生命，也用你们的敬业和奉献，教会了我们如何珍惜生命、尊重生命、善待生命。

找准起飞的那个风口

解放日报记者 顾 泳

我从事医疗领域报道已有11个年头了，中山医院内镜中心姚礼庆教授和他领导的“姚之队”令我印象最深刻，我认为胆识、执着是这支团队的核心价值。几乎每年，解放日报都会对他的团队进行跟踪报道。十年间，解放日报与我，见证了一个优秀的创新团队的崛起，更见证了内镜领域的“中山标准”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国际舞台，受到世界同行的赞许与认可。

讲创新，我们常引用一句话是“站在风口上，连猪也会飞”。如何找到风口，需要具有潜力的眼光、以及富有胆识的魄力。上海中山医院内镜中心建立了世界标准，实现这一成就，找到这个风口，需要中山医院领导谋篇布局的大智慧。

到底什么是内镜？姚主任为我做过通俗易懂的解释，镜子有千万种，只要在人体有腔道之处，就能尝试用镜子来完成治疗，实现微创，造福患者。结合微创治疗概念，专门为微创内镜治疗辟出一整块天地的，中山医院应该算是先例。正是因为当年中山医院院领导高瞻远瞩整合了医院资源，明晰了内镜地位，顺应了群众对医疗服务日渐提升的需求，才为此后中山内镜中心的“展翅、腾飞”奠下扎实基础。

记得2007年，姚主任很兴奋地告诉我，团队学会了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技术，国际同行都看好。演示手术台上，是一名早期胃癌病人，镜子伸进胃里一看，癌变病灶并不大，手术医生周平红教授，娴熟地对着黏膜下注射液体，病灶浮了起来，医生将浮起的病灶轻轻一掀，整个手术才几分钟。癌症就这么根治了吗？

这场手术，在我脑海里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抽象的内镜概念，化作一串串真实镜头，震撼着我。人们谈癌色变，究其原因无外乎两点，癌症对生命的威胁，以及治疗过程的痛苦。而这场内镜黏膜剥离术，起码在早期胃癌领域，克服了这两点：早铲除病灶提高生存率，微创技术又大大减轻了痛苦。这样的创新技术，为数以万计患者带来福音，它势必将成为极富生命力的创新技术。

果然，在此后的几年，内镜中心的选择得到充分映证，学科发展一日千里、势不可挡。去年，全球顶尖的梅奥医学中心专家来中山医院取经，姚主任自豪地说着，“我们现在不再跟着外国人走了，中国真的强大起来了。”我也看到，他的白头发渐渐多了出来，团队里的小伙子们，瘦了、成熟了，也生出了白发。旁观者都知道，在盛开的果实下，他们付出的是比别人更多的辛勤与汗水。

中山标准是怎样诞生的，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理解为，标准怎么会在中山诞生的？细心采访下不难发现，姚主任与他的团队，身上有着历代中山人特有的潜质，他们时时不忘肩负“医者天下”的责任感，专注而低调，奉献着，思索着。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姚主任刚才说的那句话来结尾，“通向成功的路有千万条，前行的路却只有那一条，只争朝夕、勇立潮头、百折不挠。”